涉官舆情中的处置智慧
4月25日下午，郑州市一名交警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一名年仅半岁大的婴儿，由于肇事人的交警身份，加以“宝马车”、“婴儿”等特殊敏感因素，事件在络上迅速升级放大，一时之间成为络热点事件。面对此类涉官舆情，应改变思维惯性，“躲”与“怕”不如激流而上，在立足事实、妥善处置的基础上勇敢地放大官方声音，相信民能根据事实做出正确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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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时放大声音的危害性
官员（准确地说是民众心目中具有“官员”身份的人，即一切具有*府公职身份者）自身行为不当乃至在社会生活中触犯法律，尽管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社会个体自身问题，但由于其身份的公职属性，不可避免地使民众将其作为与所属*府部门形象乃至整个行业形象“挂钩”，使得此类涉“官”负面舆情在客观上都具有破坏相关*府形象的危害性。官方若不能及时勇敢放大音量发声，只会使得相关*府部门形象受损极为严重。
一旦涉官负面舆情出现，民迅速形成相关负面猜想几乎已成为一条“定律”。这种负面猜想往往会沿着如下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对涉事官员相关背景和家庭情况、社会关系展开“调查”乃至“人肉搜索”；二是对涉事官员所属部门形成“围攻”现象，乃至“钩沉”出其他负面信息；三是在处置过程中对负责事件处置的部门出现不信任心理，倾向于认定*府就是存在包庇、拖延、避重就轻、“踢皮球”等现象。以上这些络负面猜想的结果往往是形成诸多带有民主观情绪的“信息”，进而引发种种极端化“推论”。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及时放出足够音量的发声，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各种负面猜想一旦遇上随后曝光出来的具有“证实”作用的新信息，极易触动民兴奋点，形成新一波关注热潮，最终激发出次生舆情，风头甚至能盖过原生舆情。郑州交警撞死婴儿事件发生后，在极短时间内便生发出诸如“多次碾压致婴儿死亡”“普通交警如何买得起宝马车”“醉驾”“交警逃逸”等多种负面猜想，以上任何一种猜想若遇到“最新爆料”证实其可能性，都极易引发民新的负面情绪，导致更加深入的事件“挖掘”，极大提升这一舆情事件处置的复杂度和困难度。所幸的是，官方的最新发声使用了自身*务平台和各媒体渠道，具有足够覆盖面，颇具权威性地否定了以上几种可能性，使得以上这些猜想无一能得到证实，从而使得事件最终向理性化平息方向发展。
官员作为公职人员，其言行举止本应成为普通公民的表率，然而涉官负面舆情的频频发生，在使民众看到“官员也是人”这一事实的同时，无疑也使得官员群体乃至*府部门形象在民心目中地位进一步下降。这些负面舆情中披露出来的一些官员贪污腐败、私生活不检点、奢靡享乐、言行不一、逃避，以及民主观认定的“官官相护”和各部门“踢皮球”现象，无疑对于普通民具有极大刺激性，进一步加深对官员群体的不满情绪，客观上加深了官民矛盾，成为了撕裂官民两个舆论场的一个极为实际的原因。官方在对此类舆情处置中，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出有足够音量的、态度明确的信息，就只可能进一步加深官民矛盾。
应及时放大自己的声音
面对“找上门”的舆情，一些*府部门或者发声迟钝，或者发声后声量不高、效果不佳，归根结底还是惧怕舆情上门的心理作祟。官员个人行为对部门形象固然有着很大“杀伤力”，一旦及时切割止损，其“杀伤”范围其实也很有限。这就涉及到官方认识存在的两个误区：一个是没有意识到官员个人行为对*府部门形象的负面影响恰恰主要是源于相关部门的处置和发声环节；一个是不相信民自身判断能力，以及公私撇清、就事论事的处置态度和方法在舆情效果上的巨大好处。
自媒体时代，各级*府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发出自身声音、放大自身声音的渠道和工具，在涉及*府部门形象的紧急情况下，都可以充分利用*务微博及时权威发声，迅速消除负面影响。在交警撞死婴儿事件中，早期报道中突出“交警”“宝马”“婴儿”等关键词为各大络媒体赚足了点击量，却无形中提高了官方处置这一事件的舆情风险。这一方面显示出初期相关部门与媒体沟通不足，另一方面也客观体现了媒体“代言”的局限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媒体“代言”，相反媒体渠道的发声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是在自媒体时代，官方若想有效放大发声，消除依赖媒体心理，积极主动善用*务微博等自身平台也已是“必修课”。
这些年来各级*府部门对于舆情事件的处置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舆情意识也有了极大提高，但这种状况并不稳定。往往在涉及大的公共事件、突发事件时，由于各项舆情处置机制的健全，*府部门往往能整体运作起来，迅速回应处置，但在涉及官员个人问题引发的舆情事件时，特别是在地方和基层*府层面，除了是因为未能清醒认识到个人问题与单位形象之间的紧密关系，“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态恐怕也是导致部门层面“出头”应对显得较为迟钝的主要原因。
如何放大自己的声音
*府部门应该善于利用*务新媒体平台，起到正确引导舆论方向的重要作用。要看到的是，*务新媒体正成为舆论场重要组成部分，是沟通官民对话的新渠道。*府新媒体平台也应该能够起到传统媒体、络媒体难以真正达到的引导舆论、设置议题、释疑澄清的重大作用。遇到涉官负面舆情，尽快通过*务微博平台乃至其他自媒体平台发声，而不是完全依赖媒体“代言”，就能在众声喧嚣的舆论场有效放大自身声音，就能在舆情处置方面占得先机，真正与民良性有效沟通。
讲出民关心的事实、澄清民存在的质疑，无疑能在实效上起到“放大”官方发声的作用。在涉及官员负面舆情时，官方发声更应注重实际效果、注重“互动性”，要让民看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已被官方听到，起到真正的“反馈”效果，即便是官方通报也应如此。不能单方面地发布官方自身关注的重点，而应注重与友的双向沟通，互动交流，为友答疑解惑。此次@平安郑州 最终的长微博通报之所以最终能起到良好效果，即真实地注意到了上的各种质疑之声，并直面了这些民关切，切实澄清了相关问题。
处置和发声两个流程，在目前*府层面确实还存在“割裂”的现象，往往是负责发声的部门要等到处置完全结束乃至内部通稿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才能有所动作。这种旧的应对舆情的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民关注点不断转移的现实。
涉及官员个人行为导致的负面舆情时，还是要充分相信民自身的判断力，在秉公处理的同时，注意澄清事实真相、撇清公私关系，迅速切割清楚关系、明确主体，实现问题的小范围界定；与已曝光事实、已发生错误分离，实现话语权的重新把握。这样就能使民充分意识到官员个人行为不代表部门乃至不代表整个行业形象，有效避免舆情膨胀、发酵情况。
在官方通报中，在直面民关切的情况下，尽量摒弃一切无关信息，其他民猜疑在能证伪的情况下充分释疑，在尚无证据的情况下则谨慎发言，不应急于辟谣。充分利用自身发声平台，不受干扰地就事论事，以澄清事实和通报处置为主，避免横生次生舆情。